各方回应

深圳儿童医院

深圳儿童医院倍感困扰。在“八毛门”事件曝光后，社会舆论一时间哗然，给该院带来巨大压力。
 

5日内接连出现了三起家长拒绝手术治疗的病例，而这在该院以前是非常罕有的。该院外二科任锋医生说，2011年9月10日下午2时，任锋接诊了另一名10岁的阑尾炎患儿，当时出现了局限性腹膜炎，符合急诊手术指征，但家长拒绝手术要求再观察两三天，还质疑“难道药物不能治好这个病吗？”医院只好继续每隔几个小时进行例行观察，而到当日下午5时左右，女孩症状明显加重，而直到晚上11时30分左右，孩子疼得满床打滚了，家长终于同意手术。在手术中，医生发现孩子阑尾已膨大至拇指粗，“再过几个小时就可能穿孔了”。

深圳市儿童医院无奈地发出呼吁，希望“八毛门”不要对市民的就医理念造成负面影响，医患之间要互相信任，通力合作共同面对疾病。
 

听到孩子康复出院的消息，李苏伊“很欣慰”，并接受了家属的道歉。他现在最希望看到“孩子健健康康的就好，希望他早日康复”；“至于之前的的不愉快，既然已经发生了，也改变不了，就让它过去吧。”
 

“八毛门”发生后，李苏伊和深儿医院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李苏伊坦承，自己“多少受到了一些影响”，但同事的关心，朋友的支持，还有老病友“专门打来慰问电话”，都让他很受鼓舞。而且他从未怀疑过自己当初的诊断。他认为，患者对医疗的不理解、对医生的不信任都可能发生，但“只要在工作中按照规章操作，遵循相关程序，通过科学的判断，就不怕出问题”。

卫生厅副厅长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一直在微博上关注“八毛门”事件。廖新波认为“八毛门”不能直接和医德挂上钩，但公众对医院大检查、大处方的不满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大检查是存在的，主要分为四个原因：一是完全的大检查，为了奖金和医院的发展基金、人才发展和科学研究，因为政府的投入不足和没有投入，是医院走市场化道路的结果；二是医生为防止医疗纠纷发生之后的一种事前防范，是‘举证倒置’的结果；三是民众要求，尤其是有医疗保障之后的一种需求释放；四是有通过大检查来获取回扣，这是一种道德的问题。”
 

廖新波也承认“大处方”的存在，而且相当普遍，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缘于“以药养医”政策和政府的补偿政策、扭曲的医疗价格政策没有体现医生的知识价值所造成。

廖新波认为，“大处方”的存在也与“大检查”成因相似，而大检查更有市场，很多医院“盲目”地购买大型设备，有设备就有资金来源，就可以还贷，甚至可以分红。

但廖新波也提到，患者把不满和怨气全部撒到医院是不合理的，“不仅仅是医院的问题，更多的是制度的问题！”

医师协会专家

中国医师协会医疗风险管理专业委员会副总干事邱蓬鹭表示：“一名医学院毕业生，从成为主治医生大约要6~7年的时间，进而成为主任医师，天梯是非常狭窄的。医学有其复杂性，因人因事因时因机构对病情有不同的判断。”
 

邱蓬鹭说：“医疗是稀有资源，更需要保护，否则对社会的伤害更大。全国340万医师队伍里，害群之马不超过1%。”

针对“八毛门”事件，她表示，建议陈先生先为孩子办理少儿医保，可分担一部分的医药费用，同时密切关注孩子的病情。她说,患者确实有权利去质疑,但是由于缺乏医学背景,很难听懂,即使有一定的医学知识,但是不同科室也很难体验,加上社会现实,本能对医生产生了不信任。
 

她表示,“这其实与医疗机构一直不太重视公共关系处理,医生和患者之间沟通缺乏相关的专业环节”。深圳是国家关于建立“医患纠纷社会管理体系”的试点,具体内容包括“医疗责任险”、“人民调解”、“第三方调解制度”等。而目前,深圳已经在全市12家医院设置了医调室,由司法局所聘请的专职人员作为中立方来调解医患之间的沟通,以避免双方的情绪化冲突。而深圳市宝安区已尝试在司法系统下建立“第三方医调纠纷专家鉴定库”,以保证医疗鉴定结果的公正客观性。

陈先生

患儿家属陈先生在了解到有家长拒绝为孩子进行手术时深感不安。他本身也是医生,目前很担忧自己的案例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也影响到其他患儿家长的判断。他多次强调说,自己的案例只是个例,很担心其他不懂医学的家长不听医生的建议,而延误自己小孩病情。他说,“建议家长们还是要听医生的,我也是听从了广州医生采取保守治疗的建议,而不是自己下的判断。”
 

他说，深感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尽管不乏客观公正的报道,但是也有的是为了吸引眼球,令许多家长认为孩子已经治愈,“我的孩子并未治愈,而是目前根据广州专家的建议,实行保守治疗,如果被确诊为巨结肠，要等到孩子再大一点再做根除术。”他说，不想再引起对深圳儿童医院的负面影响，但是他本人有选择医院的权利。
 

广州地区某三甲医院一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专家说，他从医30多年，以前医生在患者面前享有绝对的权威，患者一般都很相信医生。但近几年医患间的信任度却急速下滑，医患的信任危机不仅会影响到医疗秩序，而且反过来也会伤害患者，可以说双方两败俱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