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火烧洋码头事件

洋码头的来历：

1878年4月，汉口宜昌线开航，为沙市轮船运输之始，同年，英商轮船赴宜昌途经沙市，停泊在江面，为外轮首次停靠沙市。1894年爆发甲午战争， 1895年，不平等的《中日马关条约》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第二年3月设立日本国领事馆，日本人开始在沙市划租界，开商店，办工厂。

沙市的码头原为自然滩坡， 1788年，清政府在观音矶至水线房一带修建码头驳岸，最主要的是拖船埠、康家桥、七里庙、谷码头、竹架子(四码头)和白河套等六个码头。 1905年，沙市海关码头建成，至民国，沙市建有43个码头成为长江沿线的十大码头之一。

沙市四码头开埠以来一直很热闹，每天上上下下的人和货物不少，外国的煤油、药材、玻璃制品、金银器、火柴等等，大量涌进沙市，而从码头到江堤这一段就显得有点冷清。日本人借马关条款，在沙市建立租界，提出占地八百丈，最后看中了大堤外竹架子码头地段，也就是现今四码头至日化总厂从江边到江堤这一片。后来一直称这里为洋码头。

招商局码头：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大清重臣李鸿章为挽回沿江沿海的航运业，以抵制外轮的侵夺，委托朱其昂和朱其绍兄弟在上海成立了轮船招商公司，次年又改为轮船招商局。清光绪四年(1878年)，招商局看中沙市客货航运的潜力，遂在沙市设置了办事处。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该局在沙市江边购地修建仓库和办公房，次年又将一艘退役的旧军舰泰安号改为趸船，建立了招商局码头。招商局码头附近早有英国太古和怡和轮船公司，以及日本日清轮船公司的码头共同经营。

招商局在沙市的生意做得很顺利，在沙市码头停靠的轮船总吨位很快就超过了英国太古和怡和公司轮船的总吨位，成为长江汉(口)宜(昌)航线的老大。然而为了一桩招商局更夫周顺兴杀人事件引出一惊天大案。

火烧洋码头：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八日晚上，沙市江边堤街的“全发面馆”的伙计杨兴全到招商局办公室窗户下的墙边小便，被招商局守更的周顺兴师傅看见，并当场斥责。这个杨兴全也不是个容易被欺侮的角儿，自恃是湖南人，当然不服，就和周顺兴扭打起来。但是，揉面的终究打不过守更的，杨兴全被周顺兴的扁担打成重伤?死，这下就惹恕了湖南帮的人

由于招商局沙市办事处的局董张鸿泽既不交出凶手周顺兴，又不接受赔偿条件，因而激怒了湖南帮的人。在围观人群敲锣打鼓的助威声中，一大群人冲进了招商局沙事办事处的院子，见人打人，见物砸物，好一阵打砸之后，有人又将办公房屋和码头趸船给点燃了。

招商局沙市办事处院子的东侧是日本领事馆，因为湖南帮的人在围攻招商局沙市办事处时，日本领事馆的人曾出面干涉，加上当地人对日商在沙市倾销洋布，造成荆庄大布滞销向为不满，于是打红了眼的人群又冲进日本领事馆，将领事馆的房屋也给点燃了。这样似乎还不解气，一些人又分头跑到英国人把持的沙市海关院子，将新盖的海关房屋、海关船，以及英国怡和与太古洋行经理的住宅都给点燃了。当时正值春末夏初时节，江上风势强劲，几处燃烧的火点很快就连成了一片，熊熊大火从晚上一直烧到第二天早上才熄灭。

在日本领事馆和英国领事馆遭到袭击时，两个领事馆都曾向沙市巡防营的人求救。由于沙防营的江德意总兵、张国栋副将等人一向对洋人的作派不满，因而就采取了不理不睬的态度，他们既不派兵去弹压，又不向荆州将军报告，任由湖南帮的人尽情发泄愤怒。面对又打又烧的人群，一向傲慢的日本人和英国人吓得魂不附体，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英国首任驻沙市领事馆领事乐民乐、沙市海关代理税务司J.牛曼带着一些随员，仓惶登上海关巡逻船逃往汉口英租界;日本首任驻沙市领事馆领事永泷久吉则带着几个馆员，跳上了本国日清公司的轮船逃到日本驻宜昌领事馆。

引发外交事件：

沙市与荆州城相距十五里，当有人将“洋码头”上发生的事报告给才上任3天的江陵县知县刘秉彝，等他与荆州八旗驻防军旗营佐领恒龄带兵从荆州城赶来平息事端时，那些闹事的人早已散去，刘秉彝、恒龄所看到的只是断壁残垣中的几缕青烟，一片狼籍。但刘知县深知这场祸闯大了，赶紧让恒龄带人抓捕了带头闹事的余以仁、李得胜、张泰贞、袁辉煌四人。然而，事情并没有因湖南帮的这几个闹事者被抓而结束，谁也没有料到，火烧“洋码头”事件，后来居然引来一场震惊中外的外交事件。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日本在沙市设立了领事馆，永泷久吉成为首任领事。火烧日本领事馆事件发生后，深感受到奇耻大辱的永泷久吉立刻电报日本政府，要求速派兵来沙市保护领馆与侨民。就在这年的五月十三日，时任大清驻日公使的裕庚(曾在沙市任观察史，德龄公主之父)向清廷发来密电：“日因沙市领事馆案，派兵船两只来华。”

在甲午海战之后，战败的大清因在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备受国人指责，同时也为西方列强所睥睨。清廷的内政与外交正处在焦头烂额之际，偏偏沙市又出了惹怒日本和英国人的事，这让清光绪帝大为震怒，清廷在收到日本和英国的外交抗议照会之后，便立刻下令让湖北巡抚兼署总督的谭继洵(谭嗣同之父)到沙市从速彻查此案。

谭继洵一到荆沙即派兵在沙市挨家挨户地搜查参与肇事的其他湖南帮首要分子，不几日，又有20多人被揖拿归案，他很快就对闹事者作出了处理：按刑部斩立决的电示，余以仁等四人在五花大绑游街后被枭首示众，更夫周顺兴则被判监禁10年，同案的另20名人犯也分别被处以重刑，但对弹压不力的官员则以待内政厅“议处”为由而未作处理。日、英两国对此显然不满，于是仍催逼清朝廷“惩儆地方文武官”，清光绪帝不得不下诏让湖广总督张之洞去荆沙处理此案。

事件结果：

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起，探花出身的张之洞就一直担任湖广总督，此时的他正在上海忙着准备会晤来华的日本首相伊滕博文，以商谈向日本政府续订借款条约一事。在此时显然是不可得罪日本人，因此，他在接到清廷的电令后便立刻乘船赶到了沙市，对涉案的八名官员们作出了严厉的处置。

一向将中国视为肥羊的日本借此事件狮子大开口，提出贴补官平银10.5万两，在沙市、岳州、福州、三都澳设立日本专营租界等5项要求;英国也同时提出赔偿1.29万两白银，以及开岳州为商埠等5项要求。

后几经外交磋商，清廷与日本、英国商定：赔偿日本白银1万两，在原址原样重建被烧毁的房屋供日本驻沙市领事馆使用，另由两国平摊8.6万余两白银整修江堤，以保护日本人财产不受洪水侵害;不久在日本兵船的高压下，由荆宜施道署和日本驻沙市领事馆签订了《中日沙市租借专约》，将沙市文星楼至玉和坪约1900米长的河岸划为日本永久租界，租界内的道路、桥梁、码头、堤防、巡捕等管理权，一概由日本驻沙市领事馆行使;英国最后也获得了1万两白银的赔偿，该项赔偿款还要招商局的人自行到汉口的江汉关海关去缴付。

张之洞对火烧沙市码头案的处置遭到荆沙民众的一片唾骂，尤其是遭到裁撤的沙市巡防营的官兵更是忿忿不平，但在荆州驻防八旗军虎视耽耽的注视之下，他们也是敢怒而不敢言。自此“火烧洋码头事件”终于告一段落。

总结：

所谓19世纪末沙市“火烧洋码头”事件的真相，完全是“义和团”式的行为：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八日晚上，沙市江边堤街的“全发面馆”的伙计杨兴全到招商局（中国官方开办的公司）办公室窗户下的墙边随意小便（撒尿），被招商局守更的周顺兴师傅看见，并当场斥责。这个杨兴全也不是个容易被欺侮的角儿，自恃是湖南人（当时堤街一带的湖南帮是很有势力的），当然不服，就和周顺兴扭打起来。但是，揉面的终究打不过守更的，杨兴全被周顺兴的扁担打成重伤（也有说打死，当时也没有尸检，不知杨兴全有无其他疾病）。这下就惹恕了湖南帮的人，第二天（五月九日）一大早，一大群湖南人就纠结一起到洋关验货场的门口集体小便，以示抗议，再度引起纠纷，就有偏激的人把招商局的房屋点燃了。这时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又有人把与招商局相邻的沙市海关办公房、日本领事馆、日本商品标本展示馆、日本轮船公司、英国轮船商务办和洋行的办公点一并都点火焚烧了。

就像前两年（2012年）广州民众抗议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聚众将位于花园酒店的日本领事馆砸了一通，同时也把日本料理店、香港金饰店、潮州美食店、扬州风味店一并砸了一样（本人亲眼所见）。这样的“爱国行为”后来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公安部门的追究。

据沙市海关的税务司J.牛曼报告，这次“火烧洋码头”事件损失高达10万两白银，是当年沙市海关总税收17万两的一大半。这个英国人税务司J.牛曼于当天逃到宜昌后，再也没回沙市。沙市本来是长江中上游第二大收入海关（仅次于重庆）的地位从此让位给宜昌了。英国、日本等国的轮船公司和洋行驻沙市的办事机构也随之降级了，把办事处迁往了宜昌。火烧洋码头最后的结局是，清政府给日本赔款10.5万两白银，给英国赔款1.5万白银。（中国自己的招商局算是白烧了）同时，向日本开放岳州等地的商埠。另外在沙市划地开辟日本租界。清政府还杀了四个湖南人，监禁了一批沙市人（包括那个更夫周顺兴）。

这样所谓的“爱国行为”不值得反思么？特别要指出的是，这次本来与外国机构无关的，因撒尿公共卫生行为引起、掺杂有湘鄂两省恩怨的骚乱，清醒的荆州人对此次历史事件应该有个客观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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